“我就是攝像頭！”——GoPro 這樣改變了人類的體驗和記憶
（原文來自 ，創投分享會編譯，原文有刪節）
GoPro 創始人伍德曼 (Woodman) 發明了一款適合這個時代的產品——一個我們未曾想象過的時代。GoPro 的興起恰逢寬帶網絡的普及和 YouTue、Facebook 等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上視頻內容廣泛傳播之際。GoPro 趕上了這次浪潮，在這個“來看我” (look-at-me) 的時代，GoPro 是一個完美的工具。其魅力就在于讓使用者個體的表達變成了一種流行，自戀行為變得讓人接受了。
尤其是在上市之后，GoPro 更試圖將其從一家相機制造商，轉化為一家媒體公司——一種特定品牌內容的制造商和分發渠道。在這一主導之下，GoPro 不僅在謀求相機和附件業務 (截至目前，幾乎占到 GoPro 的全部營收) ，而且還有視頻業務 (截至目前，幾乎沒有任何營收)。過去五年，GoPro 發布的視頻收到了 5 億次點擊。在 YouTube 的 GoPro 頻道上，視頻的平均訪問量在 50 萬次左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傳標有 GoPro 標簽的視頻，這家公司希望能夠利用到這一點。
這些上傳視頻的用戶并不是專業運動家，而是眾包用戶。GoPro 吸引了一批渴望提供免費內容的業余愛好者群體，這個群體的數量今年來在不斷增長。這些用戶讓 GoPro 的品牌成為第一人稱攝像頭 (P.O.V. cameras) 的代名詞，而短視頻風格內容也成為了如今日常網絡生活的流行歌曲。你幾乎總能夠回想起一些最近在網上病毒傳播的 GoPro 視頻。
人們為了拍攝能夠爆紅的視頻內容，不惜冒更大的風險。如果說是 GoPro 導致人們這樣去做可能不夠公允，但是一些 GoPro 視頻內容的確影響了部分人，鼓勵他們去拍攝更刺激的內容。而 GoPro 對這種情況持一種敏感態度，該公司的觀點和“槍支自己無法殺人”的主張類似，不能怪罪到一款相機產品的頭上。
攝影師扎克 (Zak Shelhamer) 曾經是專業滑雪板運動員，在加入 GoPro 之后負責制作、編輯一些滑雪運動相關的內容，目前負責 GoPro 的極限運動部分內容。他透露曾經有幾位年輕的法國人，打算劃船從蒙特利爾去夏威夷，并將途中錄制的內容賣給 GoPro。扎克給了他們一些攝像機，保證在他們回來的時候會看一下作品。在談到這次創作的風險時，他提到曾經有人試圖從澳大利亞劃船到新西蘭。
“他成功了嗎？” 其中一個法國人問道。
“他淹死了。”扎克說。
“怎么知道的？”
“我們發現了他的相機。”
人們總希望將他們的體驗錄制下來，制作成各種媒體，原因多種多樣。而直到最近，伴隨數字攝像技術以及無限存儲和分發能力，使這一點成為可能，一切都被拍攝下來。人類現在通過圖片進行溝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有個例子就是某些看演唱會的人會用手機拍攝演出內容，他以后會去看錄制的視頻嗎？如果會的話，能夠和演唱會相提并論嗎？還是說他兩者都沒能兼顧呢？當然不是。拍攝演出內容只是要證明他當時在場而已。
計算機科學家戈登?貝爾 (Gordon Bell) 曾經是 DEC 公司的一名工程師，他是互聯網的一位早期開發者，之后在微軟做研究員，曾經有幾年時間進行了一項名為 MyLifeBits 的數字紀錄試驗。這項試驗受到另一位科學家的啟發，該科學家將生活中的一切文檔、物體和電話紀錄全部數字化，還在脖子上佩戴了一部微軟 SenseCam 相機，每 20 秒就拍攝一張圖片。
“你在拍攝什么是一回事，”他對筆者表示，“你以后如何使用它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的產品為什么沒有出現？”他說道，“他們完全忽視了這個市場價位的用戶需求。但其實這不是攝像機的需求——是互聯網制造的。”
戈登認為 GoPro 類相機和 Google Glass 最終將會被可穿戴攝像頭取代。“未來人們是否會錄制一切他們看到和聽到的內容呢？”貝爾問到，“會的。但至少需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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