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數字革命真的有意義么？
譯/
注：不停更新換代的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已經成為時下中產階級生活標配。沉浸在技術帶來的舒適與時髦中時，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些產品背后的技術發展前景有可能會對自己未來的生活發起致命一擊。
更很少人想到，在這個手機制造商市值超過石油公司、硅谷工資超過華爾街的時代，所謂第三次數字革命的興起，在提高生產率和提供更體面工作上的貢獻可能遠低于大眾期待。
信息技術在過去20年的發展可謂翻天覆地，然而大眾從技術進階中真正能夠共享到的紅利還有待觀察。
以下為正文部分：
“索洛悖論”
許多本世紀數字技術的膜拜者可能會驚奇于這組數字：1939年~2000年是美國經濟急速躍進期，人均生產率年增速達到2.7%，然而在社交網絡、智能手機、人工智能席卷一切的2000年~2013年，人均生產率年增速降到了0.9%。
過去十幾年間，生產率增速的放緩和看上去一日千里的信息技術發展很難匹配，但歷史早有先例。比如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同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一個世紀中，英國社會的生活質量并未得到普遍提高；在20世紀初維多利亞時代，哪怕那些諸如電燈這樣的發明進入全盛時期，生產率也沒有改進多少。
198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悖論”。這一悖論指雖然企業在IT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但從生產率上看卻收效甚微。“我們到處都看得見計算機，就是在生產率的數據上看不見計算機。”
如何解釋“索洛悖論”在經濟學界一直充滿爭議。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RobertGordon）認為，最近幾年科技創新的實質性進展并不如其表面那樣令人振奮，且不足以抵消人口結構變化、不平等現象以及主權債務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所謂第三次數字革命的核心信息通訊技術，其變革性意義實則低于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氣化、汽車和無線通訊技術的發明。
關于“索洛悖論”的第二種解釋是科技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有很長的滯后效應。此種觀點認為過去40年都是信息技術的醞釀期，信息處理能力的本質性提高和成本的顯著下降為真正的變革時代拉開序幕，下半場剛剛開始。
勞動力市場“空心化”
數字技術對生產率的影響不盡如人意，在廣泛提高工人工資收入上也未見成效。過去十幾年信息技術在收入分配上的影響僅僅停留在：維持大部分工人工資現狀，同時讓巨額酬勞統統流向了那些技術精英階層。
在1991~2012年間，英國年均實際工資增長為1.5%，美國為1%，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速；德國僅為0.6%，意大利和日本則幾乎不見增長。然而這些國家的高收入階層的工資則增幅驚人。
這是因為信息技術比人們想象中更快地蠶食著傳統工作崗位，除了那些流水線上的簡單重復勞動外，曾經被認為屬于腦力勞動范疇的工作，比如一些法律、統計和新聞方面的工作，也都進入了可被替代序列。
問題是在這一輪的技術革命中，大量智能機器人替代了成千上萬流水線上的工人，然而除了一些設計和控制工程師外，這一次并沒有相應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也無法像過去汽車工業那樣產生一個巨大的新階層來共享技術變革的紅利。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彼得·卡普利（PeterCappelli）在一份報告中稱，教育過度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大量吸取這些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工作崗位。因此，在未來幾十年內，勞動力市場需求將會集中在那些最精英的應聘者身上。這些擁有超越常人的抽象思維能力、創造力或者人際關系處理技能的頂層精英——也就是計算機難以替代的人群——將招徠到更多客戶和獲得更高薪水。
這也預示著，整個勞動力市場將逐漸空心化——勞動力向上下兩極流動，本屬于大多數群體的白領職員所在的中間位置開始垮塌。這些資質中等、薪水中等的白領職員正是發達國家自上世紀70年代起逐漸形成的中產階級群體。
新“不平等主義”
雖然科技在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就業上表現平平，但有一點確實拜其所賜：在過去十幾年內，大量的物品價格和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服務成本都出現了顯著下降。那些在勞動力市場受到了科技帶來的沖擊的人群，至少在這方面能夠稍微松口氣，但也有些人則從中獲得了更大的紅利。
在這個學習成本史無前例之低的時代，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泰勒·科文（TylerCowen）稱，那些高度自我激勵、富有才能和極為專注的人將爬上回報豐厚的金字塔尖，剩下的85%~90%的人群則會在新的經濟結構面前一片茫然。
經濟結構的變動終究伴隨著社會分工的變化。比如大工業時代摧枯拉朽式地淘汰了許多手藝一流的工匠。新的數字革命自然也會把一部分收入不菲的專業人士打落凡塵。一些原本只有資深醫生才可以完成的手術，在未來只需要普通護士借助智能機器的幫助就可以做到。
就算這些難度降低后的工作，仍舊要求從業人員有經過特殊訓練的技能，比如同時擁有操作復雜機器的技能和與人交流的社會交際能力——這還是將大多數普通就業者排除在外。
信息技術時代的一大標榜“分享經濟”，在諸多層面上并未達到其理想中的平等主義。越是對技能要求低的工種越是容易被機器所代替，就容易造成低技能勞動力的過剩，從而導致失業以及工資增長乏力。
政府的韁繩
要想解決勞動力市場不平衡的一種路徑是：“提高低技能工種的生產率、將低技能工人轉化成高技能工種、為那些無法向高技能工種轉化的工人提供福利保障”。
這條涉及到了教育、社會福利和其他重大政策的調整，每一部分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但也有一些只需要轉變下策略。
一個案例是職業證書對就業的影響。從1950年~2008年，美國需要職業證書才能上崗就業的工作比例從5%劇增至接近30%。從教師、護士，到室內設計甚至是美甲師，都需要考取職業執照。這種對職業執照的過度要求給職業流動設置了障礙。在一些國家，雇傭過程中繁冗的政策限制讓頭疼的公司情愿改成機器操作。
前兩次工業革命均極大改變了個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次數字化革命也不會例外。政府需要提供新的對策，一方面給予科技以更大自由來變革現有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則要為所謂“破壞式創新”帶來的副作用做好緩沖，尤其是當涉及到那些最脆弱、最難以抵擋風險的低收入群體時。
畢竟科技因本身的純粹性而如無疆之馬，從一開始就不帶任何偏好的議程設置，自然也無法寄望其加諸社會之上的影響是完全積極或者中立的。技術只是按照自身發展規律不加辨別地掃蕩一切，讓一些人陷落赤貧或讓一些人陡然暴富。唯有政府恰當使用韁繩才可能使之契合社會大眾的總體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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