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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3日，在臺灣中天電視臺二樓，《康熙來了》（下稱：康熙）舉行了開播10周年慶祝記者會。不足500平米的錄影棚里，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陳漢典站在用硬紙板和LED顯示屏搭成的花花綠綠的布景中央，笑容可掬。除了一些彩色氣球、玩偶和一塊貼滿主持人相片的紙板外，此情此景與平日節目錄制時相比，別無二致。節目制作方代表、金星制作副總裁詹仁雄到場祝賀，開口就說：“10年前，我們第一次進棚，蔡康永和小S錄完影，他們倆說的第一句話是‘可不可以不錄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錄是因為布景太爛了，你當時跟我說來不及，就先拿倉庫里的東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憶中粗糙的過去令在場的人們笑做一堆。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對《康熙來了》這樣一檔在過去十年間影響了整個華人社會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過2600集的電視節目來說，屬于她的十周年慶典，多少還是有些簡樸。

對于這一點，站在一邊的時任康熙制作人B2（真名陳彥銘）心里最有數。

中天電視臺并未為十周年系列節目多撥預算，為了慶典，他硬是四處籌來了一百多萬臺幣，做出節目。他戲言，“我也想要萬人體育場，那要一千萬，哪兒來啊？每天我一睜眼就在想怎么找錢。”

這樣的窘境，對B2而言，從他5年前接手這個節目開始就是常態。相比起內地《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這樣一集預算在1000萬人民幣規模的綜藝節目，日播的《康熙來了》每集預算（除蔡康永、小S酬勞）只有50萬臺幣（約合人民幣10萬元），差距高達百倍。而這已經是全臺灣制作預算最高的談話類節目。

一集50萬臺幣，在臺灣已算“天價”，普通日播談話類節目只有20-30萬臺幣左右。這50萬臺幣需要支付陳漢典酬勞、攝影棚租賃費、布景費、道具費、音效費、梳化費等一系列成本。康熙平均每集邀請藝人的成本不能超過5萬臺幣，已是全臺灣最高價。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來賓，像沈玉琳、趙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藝人，一集酬勞在1到1.5萬臺幣左右，有時會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藝人依次遞減。所有在宣傳期的藝人，無論名氣大小，酬勞價格均為1350臺幣一位（多人團體視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欄目如“男女關系調查局”、“通告王評選”等，常會有超過10名藝人作客現場，多出來的邀請費用都依靠制作人在平時的節目里一點點精打細算摳出來。

邀請費如此低廉，遺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請金城武來康熙，算一算費用，機票酒店梳化費用不少于30萬臺幣，只能作罷。

從2004年開播至今，康熙只改過三次布景，分別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預算都是100萬臺幣，這也是臺灣通行價格。一直為康熙制作布景的喬婕視覺設計有效公司老板Joey，近些年開始頻繁北上，為大陸綜藝節目制作外景，因為“那邊隨便一個場景就能花100萬人民幣”，這是5倍的價差。

錢少的另一個直接后果是人手少。康熙制作團隊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國好聲音》一位副導演手下分管的導演組人數。這些人要完成想主題、邀請藝人、采訪、撰寫故事腳本、制作道具、現場拍攝、后期制作、傳送錄像帶等所有制作任務，所有人都身兼數職，“原則上什么都得會一點”。

作為制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還要管具體事，比如想節目主題。雖然團隊里每人每一兩天都得交一次題目給他，但實際上，90%的主題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康熙一周播五集，所以基本每周定在星期三一次錄五集，這意味著每周都需要5個新的主題。一年兩百多期節目，就是兩百多個主題。“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輪回，禮拜三錄完一輪，表示我下禮拜三還要再多五集的內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來，就一個人去忠孝東路上來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來，就只能湊。“這五年內，你要覺得節目很難看，那就是我身體不好的時候。大家就罵，怎么難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為我最近狀況很好，就是這樣，很可憐。”

他去年在做節目的同時還拍了一個電視劇，狀況就更多了。“都沒睡覺。我每天拍完戲兩三點回家，才開始想題目，想到早上6點又出去拍戲，中間一轉場我就倒在那邊睡，醒來繼續想題目，拍戲那三個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滿頭白發就這樣來的，把自己壓榨到極致。”

拍戲、慶典，這些超出常態的狀況，更會影響人的心態。就在我們去采訪的頭一個星期，B2下了決定，告訴上司王偉忠自己想離開金星制作，出去拍電影。而我們所看到那次現場錄制，是他在康熙的最后一次。

康熙的播出平臺是中天電視臺（下稱：中天），對中天董事長馬詠睿這位資深電視人來說，今昔之感更為明顯。

他們也曾經有過好日子，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臺灣島經濟起飛時期，購買力上漲，廣告源源不絕，而且整個島上當時只有臺視、中視與華視三家電視臺。當時已在電視圈工作的馬詠睿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播出的綜藝節目《來電50》，主持人就已經飛遍全世界錄節目，遠不是今時今日只能躲在攝影棚里的格局。但那時，機票、食宿都有人搶著贊助。廣告每10秒鐘售價33000塊臺幣，廠家要購買這10秒必須再多購買另外五檔廣告時段，俗稱“一搭五”。三臺當中即使表現最差的一家，年終獎金都能多發十幾個月的工資。像《龍兄虎弟》這樣的當紅節目，當時制作預算就可以達到300萬臺幣。扣除通貨膨脹，是今日十倍有余。

后來經濟狀況整體不景氣，廣告市場日漸萎縮，明星、幕后人員等各種資源紛紛向大陸轉移，而由于政策放開而導致的惡性競爭，更是給了電視業以致命一擊。

1993年，臺灣當局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允許民營力量進入有線電視系統。1999年2月，該法修正版(更名為《衛星廣播電視法》) 公布，開放外國公司營運有線電視權限。自此之后，“老三臺”逐漸變成了超過100個電視頻道，爭奪臺灣島上2300萬人口的一塊不大的市場，而每月每戶只需繳納600臺幣，就可以全數收看這100多個頻道。

詹仁雄對此憤憤不平，“2000多萬人要那么多臺干嘛？了不起十幾個電視臺就夠了。” 

現在，中天的廣告價格已經萎縮為10秒鐘2萬塊臺幣，還要再額外附送對方五個時段，“一搭五”變成了“一送五”。華視一年的營業額從60億臺幣縮減為了20億臺幣。從業人員的平均薪資水平銳減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臺灣法律不允許節目冠名廠商的產品出現在節目當中，也不允許以產品名稱冠名節目，走口語化主持風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仿效內地同行，在節目開始前用報幕方式報出產品。內地觀眾在愛奇藝網上看到的康熙，與中國臺灣地區實際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異，內地版本開場前以字幕走馬燈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廣告，在臺灣只能換成蔡康永的書評。

仿佛就在一夜之間，兩岸內容制作能力上的對比也發生了逆轉。幾年前，詹仁雄去福州，當地電視臺的工作人員驚訝于這位曾制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節目的制作人剛滿40歲，稱自己一直從中汲取養分，“我看你的節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這一秒你是要干什么？”

現在，詹仁雄常對著大陸制作的電視節目，向金星制作的新員工分析，為什么這幾秒要切這個畫面。

“我不服氣。”他說。“這幾年我們沒有把握住優勢。我們同文同種，為什么反而是美國、韓國的綜藝節目拿到了大陸市場，而不是我們？”

為什么？最直白的答案也許就是沒有錢。低廉的制作成本決定了臺灣綜藝節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創意取勝，鮮少形式創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發展的內地市場需要更加精美、標準與可復制的節目類型。

聽上去，曾經引一時風氣之先，風靡華人世界的臺灣綜藝節目整體已陷入了“小打小鬧、維持經營”的低潮。康熙第一任執行制作人梁赫群不諱言，“如今已經是臺灣綜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詹仁雄說，他憧憬過度激烈的競爭可以在幾年內改變現狀，但更大的希望還是寄托在互聯網的崛起與兩岸合作之上。習慣了50萬臺幣預算規模的制作人、高效強執行力的團隊和越來越小的文化隔膜，讓他對內地逐漸開放的電視市場躍躍欲試。“看看《中國好聲音》的評委、《我是歌手》的參賽選手，還有更多節目的幕后制作人員，其實我們的人已經過去了”。

然而，作為對電視臺經營狀況直接負責的馬詠睿來說，現實是不等人的。去年，他決定讓中天購買《中國好聲音》的版權，首周收視率達到0.88，擊敗當周平均收視率0.72的康熙。

今年，他又決定買下《爸爸去哪兒》，準備播出。他去湖南衛視調研時，好奇地問，“《爸爸去哪兒》每次拍攝至少要30多臺攝像機吧？”對方輕描淡寫地說，“還好，大概40多臺。”馬詠睿復述這一故事時評論：“我把我整個公司所有攝影都調在一起，差不多也就這么多人了，他們只是做一檔節目而已。”

我們在臺灣采訪時，恰逢《我是歌手》剛剛播畢，立白洗衣液在臺灣沒有售賣，但每個受訪對象都在好奇地打聽這一品牌，因為“他們的一個節目冠名費用就能做我們一家電視臺”。

“100年后再看臺灣的這個時代，我認為，《康熙來了》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文史縮影。”詹仁雄如此評價康熙的歷史地位。

17年前，初出茅廬的詹仁雄畫了一本漫畫，《電視大國民》。那年他27歲，他送了一本漫畫給好朋友陶晶瑩，上面寫著，“陶子，如果10年后臺灣電視環境還是這樣，那就是我們兩個人的責任。”今天回想起來，他笑說，“當年我是哪根蔥啊？”

1978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從鄧麗君、羅大佑、瓊瑤、林青霞到周杰倫、F4、蔡康永，臺灣文化人在內地的強勢影響力保持了20多年，但現在明顯式微。十年前康熙崛起，現在回過頭，從某種角度看似乎是最后一浪。1949年跨越臺灣海峽將中國傳統精英文化帶過去的那些家族們，后代要么去了歐美或中國內地，要么已經跟臺灣的經濟一起慢慢沉沒。

想想康熙2004年1月5日開播后的那輪嘉賓名單，李敖、馬英九、連戰、羅大佑、陳文茜……再到當時所制造的許純美、國光幫等社會熱點話題，主持人小S“調戲”男嘉賓在兩岸掀起的女性主義熱潮，還有在蔡康永主導下所形成的冷眼旁觀、嬉笑怒罵的清新風格，在網絡傳播的強大威力下，康熙成為整個華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在蔡康永的鼓勵下，小S剪費翔的胸毛、與李敖聊性能力、與連戰聊內褲顏色、坐馬英九大腿……康熙前任制作人孫樂欣說，他發覺許多原本嚴肅的人，聽到要上康熙，尺度都會變寬，愿意展現自己有趣的一面。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康熙令所有人都屈服于其本身的氣場。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地娛樂市場開始蓬勃發展，許多原本在臺灣發展的藝人北上，留在臺灣的時間減少，康熙能夠請到的嘉賓數量也逐漸變少。而所有的大牌明星幾乎都已被康熙訪問過，有些甚至已來過節目三五次。“我們做周杰倫，他的音樂、他變魔術、他的電影、他的好朋友們，全部都已經聊過一遍了，他來十次我也不知道要問他什么了。觀眾不累嗎？而且我們還只有一個周杰倫，一個蔡依林。”B2說。

主持人的好奇心也在迅速磨滅，挖掘一個人的人生也許很有趣，但三番五次地挖掘同樣的人生，卻很容易令人幻滅。“康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快地把別人的人生看完。”孫樂欣說。

節目開始被迫轉型。維持談話類節目本色不變的情況下，孫樂欣和繼任制作人B2開始謀求添加一些綜藝類元素。康熙由人物專訪轉向話題討論，而為了順應其主要目標觀眾：20至40歲的上班族女性（康熙收視率只計算這一部分人群），話題也開始向感情、化妝、美食等方向傾斜。“卸妝”、“舞蹈大賽”等綜藝味濃厚的節目類型都在這一時期出現。

康熙作為日播節目，一年錄制超過260期，平均每期5名嘉賓。每周三錄制一天，從中午12點到晚上11點，一次錄制完下周要播放的5期節目。而同期臺灣還有其他綜藝節目也在錄影。這催生了節目對嘉賓數量的要求。但大牌歌手和演員多半都在大陸，不在宣傳期不愿上電視。某種程度上，是2008年之后的康熙成就了臺灣的“通告藝人”這一特殊人群。他們多半都沒有什么作品，或與明星沾親帶故、或是過氣歌手或演員、或者只是單純能講故事敢扮丑自己，就可以上節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經歷，賺取酬勞。目前臺灣共有大約200名通告藝人，聊天風格符合康熙要求的不到80名。效果好的嘉賓如沈玉琳，2013年總共上過26次康熙。

“現在換我們自己倒霉了。”B2說。即使是通告藝人，故事也有講完的一天，原本想出“你曾和誰交往過”這樣的話題就可以錄一集，但現在，常上康熙的藝人之間的關系觀眾早已爛熟于心。話題只能不斷向下延伸，稍有重復，觀眾就會開始抱怨。而藝人也開始出現斷層，常出現的藝人年齡通常不滿30歲，人生閱歷不豐富，也講不出故事。B2曾規定自己，每年都要讓康熙出現一到兩名爆紅人物，過去幾年除了趙正平和沈玉琳，還有大學老師曲家瑞、前新聞臺主持人盛竹如等。但今年的康熙播出近半，還沒有一個話題性人物出現。

47歲的沈玉琳是臺灣前知名綜藝節目制作人，但臺灣電視業整體不景氣讓擅長整人、外景類節目的他生意艱難。2008年，他結束了自己的制作公司，考慮到自己曾經上過節目還頗受歡迎，就決定轉至臺前，嘗試成為一名通告藝人。上了幾次康熙，沒想到收視率甚高。從2011年至2013年，他在康熙蟬聯“看到他最不想轉臺王”，事業迎來第二春。

這幾年他常去大陸，在機場被人認出來，張口就說“您是康熙的那個誰吧？”絕大多數大陸觀眾都是通過這檔節目認識的他。作為全臺灣最受歡迎的通告藝人，他一個月平均上80個節目。可只要不上康熙，微博里的留言就全是“玉琳哥，你怎么消失了？”

“我累得跟條狗一樣，他們還說看不到我。見鬼了？沒辦法，內地人就只看康熙。”

另一位知名制作人趙正平發跡于節目《國光幫幫忙》，但康熙卻讓他真正為觀眾熟知，他坦言，自己人生的所有轉折點，例如出書、做導演宣傳新戲、出唱片、跳舞，幾乎都是通過康熙發揚光大。“這是我心里的一個痛，好像我上康熙才紅，不上康熙就沒人認識我。”他說。

曾因曝光感情而在康熙中痛哭的曲家瑞，說康熙在她眼中，像一個羅馬競技場，“把兩只狗放在里面斗，看誰會咬死誰”。作為嘉賓，領了通告費，出效果是她的義務。但有一次，在小S頻繁遭遇各種負面新聞期間，曲家瑞去上節目，看見她在開場前披著圍巾，形容憔悴，節目一開場，她又言笑嫣然。那一刻，曾覺得自己被愚弄了的曲家瑞突然明白過來，“在這個競技場里，她也一樣被全部的觀眾用鞭子抽打，這樣她才能夠娛樂別人。” 

在臺灣，康熙仍是當紅節目。臺北的出租車司機聽說我們來采訪康熙，連連說“很紅，紅了好久”。金星制作手上仍在制作的節目，只有康熙堅持了10年之久。如今，康熙收視率穩定在1左右，偶爾特別好，可以達到1.7，差時則只有0.7。

再回頭看康熙，馬詠睿稱它為“臺灣訪談類節目始祖”。盡管從時間概念上看，康熙不是最早，但自康熙始，各家電視臺才一窩蜂地開始效仿制作訪談類節目。但客觀上，康熙的高收視也限制了電視臺求新求變的決心，“低預算做出來高收視，為什么還要再花錢？”

這樣的想法導致的結果是，除了康熙外，其他臺灣綜藝節目在內地的影響力都在減弱。視頻網站愛奇藝買下了包括《康熙來了》、《小燕有約》、《國光幫幫忙》在內的多檔綜藝節目網絡播出版權，除康熙之外，其他節目的點擊率排名都很靠后。

今天，曾經打造過《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全民大悶鍋》、《超級星光大道》等諸多王牌節目、被人稱為臺灣綜藝教父的金星制作董事長王偉忠，手里只有一個康熙還保持著原來的地位。但問題是，這樣一枝獨秀的局面還能撐多久？

《康熙來了》最好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沙發那頭的王偉忠瞇起眼睛，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對快人快語的他來說，這樣的時候不多見。

半晌，他說，“你可以這樣說，但作為這個節目的制作公司老板，我不能這么說。”

24歲就在臺灣電視圈聲名鵲起的王偉忠，今年57歲，他經歷了開放報禁、制播分離、有線電視崛起等一系列傳媒環境變革。他祖籍北京，眷村出身，身為外省人又有著臺灣情結。目睹了蔣介石去世、蔣經國開放，再到后期兩黨競爭等時局變化。面對如今的臺灣綜藝環境，堅稱“沒有本位主義的臺灣失落，但要為臺灣作一些努力。”

憶起當年，他雄心勃勃，心中始終裝的是大中華。“泱泱大國，我們土地北起黑龍江，南到曾母暗沙。我們是窮，可我們有大國思想。”張口閉口就是要做“中國電視史”，寫劇本定名“中國小姐”，讀古書，說古話。這幾年，他慢慢發現，臺灣人在內地人眼中成了“臺灣小確幸”。他說，“臺灣人有錢了，可心卻變小了。”小島思維困住的不是人，而是心胸本身。

所以，去年一年，他帶著旗下藝人先后上了兩檔大陸綜藝節目《中國夢之聲》和《中國達人秀》，他必須為未來做打算。

他回憶起十年前的兩位主持人，一個沒結婚、沒孩子，單身姑娘無所畏懼；一個知名度還僅限于島內文化圈，并未成為華人文化偶像。十年后，今非昔比。

“時勢造英雄。”他說，“什么都是天時地利人和。”拿康熙來說，就是應了臺灣的制作尺度寬松，可以辛辣調侃、肆無忌憚，恰逢互聯網將華人文化差異抹平，在大陸的成功本非計算，完全是時代選擇了康熙。

現在呢？他不正面回答，只說，“創意這東西，心要大，人要乏。心安穩了，人不乏了，又何來創意。”

康熙這檔節目的核心，始終是蔡康永與小S兩位主持人。王偉忠的副手詹仁雄坦言，對于兩人來說，做主持人都不是各自生活的重心。每周三錄影，是身為家庭主婦的小S一周中難得的放風時光，而蔡康永則通過這檔節目滿足自己對世界的好奇心。兩人不缺名利，全憑興趣堅持了十年。十(shi)年中，兩(liang)人(ren)無數次向王偉忠與(yu)詹(zhan)仁(ren)雄提(ti)出(chu)，要(yao)見好就(jiu)收，別做(zuo)(zuo)(zuo)到覆水難(nan)收時再(zai)宣(xuan)告結束。每一次，詹(zhan)仁(ren)雄都(dou)以節目還在第一名為(wei)由勸阻。但(dan)他心(xin)知肚明，維系這(zhe)一節目的(de)，并不是(shi)收視(shi)率或(huo)討論度，而(er)是(shi)兩(liang)人(ren)的(de)好奇心(xin)與(yu)表演欲。“他們不是(shi)在做(zuo)(zuo)(zuo)工作，而(er)是(shi)在做(zuo)(zuo)(zuo)功德(de)。”

王偉忠仍有些關于康熙的宏偉構想，在他的設想中，康熙本應成為一檔真正的泛華人文化標桿類節目。他設想過做“康熙盛典”，新加坡、馬來西亞、紐約，全世界哪里華人多就去哪里，各待三個月，一網打盡當地知名和有趣的華人。可小S的家庭、蔡康永的時間、成本控制，種種問題，談(tan)何容易。

中天電視臺綜藝部主任盛士驊將大陸的高制作費節目形容為“宴客”，康熙為代表的臺灣綜藝節目則是“泡面”。“泡面也可以很有創意，有干有濕，有各種口味”。他說。可泡面終究只是應急之需，登不上大雅之堂。

時日久了，總吃泡面，難免懈怠。如今已告別康熙的孫樂欣回憶，一天錄5集康熙，一集5位來賓，相當于一天就要面對25個相對陌生的人。有一次錄影到第三場，蔡康永突然問他，第一場錄的是什么，來賓是誰。他愣了一下，發現自己也想不起來。那時他才驚覺，“我們都是錄完一場忘一場，抱著一種趕緊做好這場的心態。我們總在重復做同一件事情。” 

但別忘了，10年前的康熙給人的印象可不是泡面，對內地觀眾來說，那是全方位了解臺灣地區新文化的一席盛宴。這個節目的靈魂人物蔡康永對我們說，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派對主人。

但區別是，頭幾年，他的貴客是連戰、馬英九、李敖、李昌鈺、劉德華等等各界大佬，他們還需要來這個派對增加自己的影響力，而這幾年，客人變成了沈玉琳、趙正平、曲家瑞這些通告藝人。康熙的十周年慶典上，蔡康永做了一回和事佬，在記者面前，成功地勸解沈玉琳、趙正平這兩個為了爭誰的收視率更高而反目的客人放下心結，其苦心一想即明。放到十年前，很難想像他會這樣做。

一位中天高管告訴我們，林書豪竄紅時，他們曾想盡各種辦法，希望能請他上節目。林書豪回過臺灣，但最終還是沒有接受這個派對的邀請。

作為派對主人，每周一次，面對有時多達幾十位的來賓，十年來他力求賓客盡歡。偶爾會陪別人一起看康熙的蔡康永，心里總會暗想，“原來這可以讓你們如此高興”。

在他自己看來，康熙中聊的大多數內容，都是言不及義的。嘻嘻哈哈中，一小時就過去了。他想過，這樣對自己的觀眾是否公平。可隨后，“我發現，我跟我的朋友聊天，大概90%也是言不及意的，但這可能就是我們還能夠做朋友的重要原因。”

“臺灣有句話叫狗吠火車，意思是狗在旁邊叫幾聲，火車也不會停下來。我們所講的話都屬于這一類型。但我還是要講，你不能是一個且做且陶醉其中的人。狗吠火車，為的不是讓火車停下來，狗必須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人生從來不乏淺薄。“從小，我所認識的所謂深刻的人，都讓我感到陰森，我并不覺得這很愉快。我自己覺得，人生是深度跟淺薄各半，你不能假裝人一直都在追求深度跟文明，拆穿了一些事情之后，人大部分時間做的事情跟動物的選擇是一樣的。”

所以，這大概也是康熙能夠風行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王偉忠所說，“華人社會里面永遠需要一個康熙精神，總要有一個家，里面嘻嘻哈哈快快樂樂，沒有什么復雜的事情，但有基本的倫理，又親切、不端著。”讓我們的心能夠找到一個歸宿。

采訪的最后，我們問小S和蔡康永：如果，只是如果，康熙即將迎來最后一期，你會選擇怎樣錄制自己的最后一期節目？

 “我希望它不要讓人感覺到是最后一集。”蔡康永說。直到現在，他都沒有和電視臺簽約。王偉忠最近還給他打過一次電話，懇切地希望能用一紙合約穩定合作關系。他說，如果要簽約，他下個星期就不來錄影了。來自一個衰老世家的他，從小家中訃文永遠多過喜帖，這讓他隱約覺得，應該永遠將“無常”二字置于自己的生活當中。如果康熙真的走到了結束那一天，在他的想象中，一切都應是戛然而止，消失在泡沫中。

“我們都不會知道自己和哪個朋友的見面就是最后一面，對不對？”他問。

小S說，“按你們的想法，肯定要把康熙的重要人物都請來。但我覺得，如果這期節目只有我和康永哥還有漢典，會挺有趣的。我和康永哥在化妝間里，隨便聊聊。可以一下很開心，又一下抱頭痛哭。” 

“漢典在哪兒？”

“他在門口偷聽我們講話好了。” 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