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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文明時代，地理位置一直是西歐的軟肋。當時西方的中心雖然已經從中東轉移到地中海、南歐，但是西北歐依然是落后的地區。不僅如此，它離富足的中國和印度也非常遙遠。十五世紀的歐洲人對馬可波羅筆下天堂一樣的中國充滿向往，希望能打開與印度和中國交易的通道。當時西方和東方的貿易通道主要是在陸地上經由中東，而此時中東已經被穆斯林占領，又因為基督教與穆斯林的戰爭很難通過。唯一能通商的是一些零散的歐洲商人，比如威尼斯商人，通商的貨物主要是印度的香料。為了找到前往印度、中國的海路，西方開始了大航海時代。葡萄牙的達迦馬最初繞過非洲好望角建立了一條通道，接著是哥倫布出海時，抱著繞過大西洋直接尋找亞洲的希望，意外發現了一塊全新的大陸。他誤以為自己到達了印度，稱當地人為印第安人。然而這次發現不僅改變了歐洲的歷史，而且徹底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軌跡。

人類第一次進入美洲是公元前15,000年，當時出走非洲的人類祖先通過西伯利亞的大陸架直接步行進入到美洲，但是在公元前12,000年以后，由于冰川紀的結束，全球變暖，海平面的升起，這個大陸橋不復存在。所以在此之后的一萬多年里，整個美洲由于被太平洋和大西洋所孤立，完全和其他的文明脫離了關系。雖然它自身的氣候條件很好，但幾乎沒有適合農業、畜牧業的野生植物和動物，農業和畜牧業的資源非常貧乏。適合農業的植物只有四種，適合畜牧業的動物一種都沒有，本地產量最高的玉米又育種不易，須經過十幾代育種才可以。所以它發展農業文明的先天條件極其惡劣，起步比別的地方落后，種植業發展速度也極其緩慢，整個畜牧業從來就沒有發展起來，因此社會組織的發展程度也很低。

當歐洲人到來的時候，美洲大陸只有墨西哥和南美有兩個較大的政權，且都是比較初級的政權，歐洲移民的相對優勢顯而易見。這時的歐洲因為連年的戰爭已經具備了豐富的戰斗經驗和強大的戰爭組織能力，在技術上有鑄鐵和火槍火炮，所以當地土著人的抵抗必然以失敗告終。但是歐洲人帶入美洲大陸最厲害的武器還不是鑄鐵和槍炮，也不是戰斗能力，而是他們身上攜帶的病毒細菌，和他們帶來的牲畜身上的細菌。人類在過去幾千年和細菌的戰斗中逐漸開始占上風，但是代價慘烈，黑死病一次性讓歐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他的疾病，比如天花，在中世紀時也造成將近10%的歐洲人口死亡。雖然活下來的人身上已經有了抗體，但是這些病毒和細菌并沒有消失，而一直和人畜并存著。這些細菌對于身經考驗并攜帶抗體的歐洲人已經沒有什么威力了，但從來沒有經歷過它們的北美人對付這些細菌則完全沒有抵抗力。從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后，只用了幾代時間，就讓75%的美洲當地人喪生于細菌。

原本就人口稀少，政權低端的美洲大陸，在歐洲人到來后政權被徹底摧毀，原著民幾乎被細菌全部消滅。歐洲人在十六世紀初期發現自己繼承了一個嶄新的新大陸，而且令他們驚喜的是，這個新大陸的自然條件非常好，適合種植農作物，飼養畜牧業。且新大陸的面積是西歐的將近九倍，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比如有大量的白銀及其它礦產資源。這個新大陸徹底改變了歐洲的經濟狀況，僅西班牙就從16世紀到18世紀從南美運回了五十噸白銀。美洲的發現還一舉解決了西歐的土地瓶頸，為人口流動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對那些在本國受到迫害的，家里沒有繼承權的邊緣失意人，美洲很快變成了他們更好的出路。加之美洲土地肥沃，適宜種植任何農作物，歐洲人就用少數奢侈品到非洲去換來奴隸，讓奴隸在美洲種植蔗糖、棉花、樹木，再把農產品運回到歐洲，把新的工業品運回到美洲。這個過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環大西洋的貿易圈，迅速讓歐洲經濟在16世紀后活躍起來，為歐洲經濟突破農業經濟瓶頸創造了條件。

不同的歐洲殖民國家對美洲移民的態度也有所不同。早期的殖民國家西班牙、葡萄牙并不重商，集權的王權只是把本國的商人當成提款機，所以新大陸也就成為王室掠奪和取得白銀的機會。統治西班牙的皇族規定，如果有人征服了美洲任何一個地方，只需把20%所獲上繳給皇權即可。皇室收來的白銀主要用于持續了幾百年的歐洲內部戰爭。但是與此同時西北歐的一些國家，也開始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對待新的大西洋經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荷蘭和英國。

英國從1215年“大憲章”開始一直是弱君權，此后的議會不斷從皇權中分權，15世紀以后任何有一定財產的公民都可以選舉國會的下議院成員，所以下議院逐漸成為成功商人的代言人。到了17世紀，經過一系列下議院和國王的內戰，今天的議會制得以初步建立；在1688年以一場不流血的政變，一位荷蘭的王子坐上了名義上的皇位，并簽署了權利法案，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君主立憲有限政府的成立，第一個重商的憲政國家出現。這個政府的權利主要是在下議院，代表商人利益，有產階級已經可以選取自己的人員進入，這使得英國在17世紀成為一個重商的社會。這時的英國在北美的經營就表現出和西班牙葡萄牙在南美的經營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移民國家以代表商人利益、保護私人財產為根本目標，移民新大陸的人也主要以追求財富和宗教自由作為終極目標。在英國和其新建立的移民國家的參與影響下，環繞大西洋的經濟成為一種特殊的、史無前例的經濟狀態。這時，一個完全由自由的商人和資本家來掌控，在有限政府的支持、保護下形成了一個跨大西洋的、全球性的自由市場經濟。

美洲大陸及大西洋經濟的形成給整個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因為航海時代到來，因為新大陸的發現，這個時代開始面臨一些最根本的技術問題，無論是對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航海技術、天文學，還是政府的本源、經濟的本質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此時歐洲的知識分子們試圖去找到這些問題的本源，希望以一種機械式的觀點來理解這個世界。如果說一兩百年以前的文藝復興還是人們希望在過去的圣人中得到答案的話，這時的啟蒙運動已經不滿足于已有的知識，強烈需要提出一種新的學問和世界觀，解釋新的大陸所帶來的新的問題，需要以觀察、實驗為基礎，能夠反復驗證、預測、更牢靠的知識。就是在這樣強烈的社會需求下，1687年牛頓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開始了一場現代科學革命，給了歐洲人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它把世界理解成一個像鐘表一樣機械的、可預測的、由原理、定律來控制的世界。在這種世界觀之下，人們開始對于經濟、政治、人文、宗教、文化、社會等幾乎所有人類文明領域使用同樣的理性、科學方法來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試圖尋找它們隱含的定律。由此開啟了一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啟蒙運動。

環大西洋的新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科學革命一起，為現代的誕生提供了根本的條件。

歷史的長河里常常有一年格外特殊，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集中發生，讓這一年成為時代的分水嶺。1776年恰恰就是這么一年。這一年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三件事發生了，亞當·斯密在英國出版了《國富論》，美國的國父們發表了《獨立宣言》，瓦特在伯明翰宣布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臺蒸汽機。這三件事合在一起，使這一年成為人類文明的分水嶺，從此之后整個人類文明再次躍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大西洋經濟的本質。在大西洋經濟存在一百多年后，亞當·斯密希望知道，這樣一個完全不受政府管制的經濟能不能夠成功。這種經濟形態史無前例，如果沒有美洲大陸原來完全無政府的狀態，如果英國沒有獨特的歷史，如果英國商人沒有因為大西洋經濟而迅速地成為有力量的社會成員，英國的國會也不會在17世紀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去主導政治。這個新經濟實質就是在英國、荷蘭和大西洋的北美洲，形成了一個環大西洋的，以有限政府、完全資本主導的自由貿易的經濟。亞當·斯密本身是一個道德哲學家，思考問題總是從道德、特別是社會的公益出發。所以他從社會福祉角度思考了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他試圖證明，個人完全出自個人私利的動機，不需要高尚的動機，通過自由競爭，就可以讓產品更加豐富，成本更低，社會資源分配更加有效率，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增加。這個過程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整個社會更加合理。這只看不見的手，對應的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事實證明政府不需要在自由經濟的活動中干預，就可以讓社會的經濟達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他的結論就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合適的角色就是不干預、不作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護私人財產，保證自由競爭存在，反對壟斷、保證自由市場的秩序，在國際間推動自由貿易。

亞當·斯密的后繼者李嘉圖基于對社會分工的分析進一步闡述自由貿易的優勢。在自由貿易和社會分工時，即使交換雙方有一方在各方面都更具實力，分工和交換還是對雙方都會有好處。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洞見，解釋了為什么貿易會帶來繁榮和財富，并且市場越大，則貿易帶來的財富增量也越大。

亞當·斯密的理論發表時，大西洋經濟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但是就政府應該如何對待這樣一種經濟，尤其是這種經濟體制未來的方向，并沒有一個共識。在歐洲大陸里，最有影響力的學派還是商本主義，基本貿易零和分析，主張高關稅貿易壁壘。但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對英美形成了長期持續性的影響。英美兩國的政府功能，尤其是對殖民地的態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強權表現出了很大的不同。英美兩國開始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自由市場，這一政策為3.0文明在世界的傳播和發展，甚至今天產生全球性的市場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時代的其他一些政治經濟學家從勞動力來解釋價值的創造，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馬克思了。他認為人的勞動最終創造了一切價值，但是勞動的果實不公平地被資本家剝削，預測這種剝削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讓世界進入到一種新的形態，即共產主義。然而就在馬克思寫完《資本論》筆墨未干的時候，英國、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幾乎全球資本主義，環大西洋經濟的勞動者的工資出現了一個一兩百年的長期的上升。資本主義就像亞當·斯密預測的那樣，最終造福了幾乎所有的人，資本家、勞工、生產資源所有者、消費者。

1776年美國的獨立讓人類有一次機會，可以在啟蒙時代對于社會、自然、人、經濟本源的科學理解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權。美國國父都深受啟蒙運動影響，所以這個新政權的經濟準則深受亞當斯密的影響，政治上的準則受洛克的影響。1776年美國建起的是一個實行憲政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保護財產，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于民眾的授權，主權在民，而政府非常小，目標、手段、授權都非常有限，完全為了維護自由市場的秩序和擴大自由市場、保護商人的利益、保護私人財產及公民個人自由而存在。比如華盛頓領導的第一屆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只有幾十人，下屬四個部。每個部長其實就是總統的在這一部門的大秘書。所以美式英語中，“部長”與“秘書”是同一個詞。一個擁有這樣原則的政府，在如此大的國土面積上實踐，這就保證了新的大西洋經濟有可能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

《國富論》和美國獨立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歷史，但第三個事件給人類歷史帶來的變化更為巨大，那就是蒸汽機的發明。這一發明第一次讓熱能和動能之間在幾乎不損耗的條件下完全地轉化。牛頓已經證明能量可以在所有形態中，在理想狀況下以守恒的方式來轉換，但是在瓦特蒸汽機發明之前，能量的轉換從來沒有超過1%，瓦特的蒸汽機一下子把功率大幅度提高。當時石化燃料已被發現，這個地球為人類儲存了幾億年的禮物比自然界可以吃的農作物和可以馴養的動物更加威力強悍，所蘊含的能量幾乎無窮無盡。蒸汽機把這些能量豐富的石化資源以最高的效率，在幾乎不損失的情況下直接變成動能。人可以掌控的動能，從原來肌肉的幾倍，迅速變為幾百倍、幾千倍、甚至于無窮。石化能源到動力能源的轉換讓人對機械的掌握達到了一個完全空前的狀態，工業革命從這一次的動力革命正式開始，科學和技術形成了良性循環，互相影響，互相推動，讓人對自然的掌握在短時間內達到了一個空前水平。科學技術和現代的大西洋自由市場經濟結合，又釋放出更加驚人的力量，迅速變成財富，迅速轉化成新的生產力，迅速化為產品，迅速把在以前別人看來只有王室享受的產品用最便宜的手段生產出來，供給每個人，在很短的時間里形成消費者社會。

現代科技和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就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制度創新，這一次制度創新讓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才華，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物質財富。科舉制雖然實現了靠智力和管理水平分配政治權利，但是通常人對于經濟財富的追求更高于政治權利，因此政治精英又會把政治權利轉化為經濟結果。雖然科舉制下的政治治理權力是相對公平的，但是當政治權利被轉化成經濟財富分配的時候，一般人就會認為它不公平，是腐敗。而自由市場經濟里給每個人提供了真正的平等機會，人人能夠獲得自己應得的經濟果實，徹底解決了人類最大的需求。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結果平等，接受機會平等。人對于結果的平等，永遠抱有既不能實現，也不能放棄的夢想，但是人真正能夠接受的卻是機會的平等。所以凡是能夠創造機會平等的制度，都是最偉大的制度創新。

從本性上看，人永遠追求結果平等，接受機會平等。對結果平等的追求使得人類文明的任何進步都會最終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建立了提供機會平等制度的社會都會繁榮進步、長治久安。

到目前為止，人類第二偉大的制度創新，是以學問、學識、能力為基礎的科舉考試制度來分配政治權力。第一偉大的制度創新，就是在現代科技基礎之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這一制度創新讓人類最終邁入了一個全新的文明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