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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讀中國近現代史，中國人常常不由自主地思考為什么現代化沒有在中國最先誕生，試圖尋找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解釋。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是偽命題。所有地理、歷史的原因都讓西歐最有可能成為3.0文明的誕生地，而現代3.0文明在中國誕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回顧中國幾百年的歷史，人們常常會扼腕痛惜：為什么現代化沒有在中國誕生？！這不僅讓中國人惋惜，也讓了解中國歷史的許多外國人困惑不解。英國劍橋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終其一生研究中國的科技文明史，熟知中國歷史上的科技進步，也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么現代科學技術沒有最先在中國誕生？

西方近代的發展史從文藝復興開始，多才多藝的人被稱為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中國歷史上也有這么一個文藝復興人。他在物理學、數學、地理、地質、天文、醫學、化學、農學、氣象學等諸多領域都有在當時領先世界的成就。他最重要的科學成就是發現地球偏磁角，發明了歷史上最先進的指南針，為后來的大航海時代提供了最精確的指南。他不僅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工程師、發明家、實踐家。他的發明如水渠的樞紐，現在還在使用。他把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沼澤地變成肥沃的糧田。他繪制了全國的地圖，最早使用“流水侵蝕”的概念，正確解釋了雁蕩山峰的成因。他還發現了石油，并預言石油在未來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他擔任過國家天文臺臺長，重新修訂過歷算，參與過全國性的經濟改革并擔任過財政部長，還是優秀的外交家。此人即使和文藝復興人達芬奇，或者美國的富蘭克林相比也毫不遜色。他生活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前五百年的中國，他就是宋朝的沈括。他所生活的時代恰恰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在沈括生活的宋朝，士大夫開始擯棄佛教帶來的消極遁世情結，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今世的作為，而真正的士大夫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文學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改革家。科學技術在這個時代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出現在宋代：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時候鑄鐵的產量之高，一直到七百年之后的1700年，才被整個歐洲的鑄鐵總量趕上。這時紡織機也開始使用風能和水能，人們也已了解機械活塞運動，以至于李約瑟一直很奇怪為什么在此基礎上中國沒有出現蒸汽機。可以想象，在當時現代科學已經有可能，也最可能在中國發生。然而正當西方的文藝復興后大航海轟轟烈烈展開之時，宋朝初期的新儒學卻在一兩百年之后轉向新儒學的另一支——宋明理學，讓中國轉而進入一個保守的思想禁錮的時代。婦女開始裹腳，科舉考試不再像王安石時代包括天文歷史地理經濟，而是僅僅集中考察古典，凡讀近代史至此無不扼腕。

在思想開始受到禁錮的同時，宋朝的社會發展還一直在持續進行。人口第一次達到了億級，首都達到一百萬人口，已經超過了當年羅馬的輝煌。這個狀況在明朝得以延續，朱元璋為了對付自己最主要的政敵，擁有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海軍。鄭和七下西洋，率領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出海，哥倫布四次出航總共有只三十艘船，一千九百四十人出航，而且鄭和要比哥倫布早70年。如果說在沈括時代，技術還不足以跨越六千英里的大西洋，那么到了鄭和時代，技術已經足夠讓船隊航行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那么為什么鄭和沒有發現美洲？或者至少他可以在南洋、太平洋、印度洋西岸形成一個像大西洋經濟圈一樣的環太平洋經濟圈。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的同時，明朝宣布了禁海鎖國，鄭和的航海記錄被毀。

明朝的中國再次失去了進入現代化的機會，那么清朝是否可以把握希望？傳教士已經在明朝末期把開始慢慢把西方科技傳播到中國，康熙本人也花了很多年向傳教士學習最先進的數學，甚至建立起了當時效仿法國皇家科學院的皇家科學院。康熙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雖然西方的數學在某些方面比我們還強，但是數學的原理畢竟源于道德經，所以他們掌握的知識也只是我們所掌握的一部分。康熙詞典總結了八十幾萬本書，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對中國學問的信心可見一斑。

到了乾隆年間，新大陸已經被發現，大西洋經濟已經形成，中國有沒有可能參與到當時的大西洋經濟，學習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呢？歷史確實給中國提供過這樣一次機會。1793年，抱著對東方這個古老帝國馬可波羅式的幻想，英國喬治三世的表兄馬格爾尼勛爵帶領一個代表團，從廣州進入中國，通過一年的旅行到達北京，覲見乾隆。他帶了十九種、五百九十件禮物，其中也包括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地理儀器、槍炮、車船模型和玻璃火鏡。這一次的見面本可以讓中國最終參與到波瀾壯闊、生機勃勃的大西洋經濟中，然而乾隆卻用自己的回信再次對這次機會關上大門：

至于同上的機會，“這與天朝制度不合，斷不可行。”馬格爾尼在此行之后也得出了自己對清朝的結論：

讀中國近現代史，中國人常常不由自主地思考為什么現代化沒有在中國最先誕生，試圖尋找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解釋。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是偽命題。事實就是，現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不可能在中國誕生。如前文所述，3.0科技文明誕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大西洋經濟的形成，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幾乎無政府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自由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體制和以往任何文明、國家所誕生的經濟體制都全然不同，因為私人資本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及有限政府的保障作用：保障私人財富、私人資本、以及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這樣的經濟體之所以能在十七世紀以后，在環大西洋周邊形成，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安排。在大西洋的美洲一側，土著人被消滅光，新移民為商業而離開故土，被新家園提供的巨大商業空間所吸引，所以必然會迅速地投入到商業活動中。在大西洋的歐洲一側，則是英國這個傳統君權最弱的政體和由此發展出的一個由商人代表的商人政府，這一點在中國完全無法想象。自從漢代的帝國建立以后，隨著隋朝的制度創新，士大夫科舉制的形成，中國的王權政權已經是全世界最發達，最穩固的政權體制，兩千多年沒有變化，甚至直到今天，讓政府沒有自己的政治意圖，不參與經濟活動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美洲政權既無內憂，也無外患。大西洋和太平洋基本上阻擋了任何外來敵人，本土的原著民基本上被細菌消滅。這就讓政府不需要擔當除了保護私人財產經濟之外的任何責任。而中國政權一直要對付外來游牧民族的侵略，每到財政出現問題的時候，商業階層就成為政府的提款機，商業活動總是為國家政權的存在和目標而服務，而不是與此正相反的大西洋經濟模式。

沒有發現新大陸，就沒有大西洋經濟；沒有搞清機械世界的動力，就不會出現啟蒙運動的思潮批判舊的思想，擁抱全新的思想；沒有這種思潮，就很難出現對科學的需求；沒有發展起市場經濟，也很難出現職業的科學家、技術發明家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沒有現代科學的出現，很難想象工業革命的發生；沒有工業革命的出現和傳播，也很難想象大西洋經濟能夠迅速地形成統治全球的力量。

自由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是當時的中國都不具備的條件，其中最關鍵的是不具備自由市場經濟條件，政府無法不扮演主導作用。西方能夠意外發現美洲，初衷其實是找到中國，而中國作為當時最發達的文明中心，沒有任何探索西方的動力。加之太平洋有大西洋的兩倍之大，其水流使得它的航行距離是直線距離近兩倍，航行困難更大。中國既沒動力，也沒有必要的技術在全世界尋找一個比它更富足的地方。所以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西歐最有可能率先發現美洲，率先發現美洲，就更有可能形成大西洋經濟；有了大西洋經濟，才有了對現代科技的需求；有了這樣的需求，才有可能出現現代的科學和技術；現代科學和技術和大西洋經濟的結合，才鑄造了現代文明。英國、美國能誕生現代文明，是得益于歷史原因，它們的政府是有限政府，為商人服務，而中國從漢朝以后，這樣的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了。

所有地理、歷史的原因都讓西歐最有可能成為3.0文明的誕生地，而現代3.0文明在中國誕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這就像2.0文明的誕生，兩河流域的自然界里存在更多的可以被農業化的植物和動物，所以2.0文明最有可能在兩河流域誕生。所以，盡管中國與現代化的交臂錯失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人情感上無數次掀起感慨，但這本身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