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板，重大制度性突破即將展開
8月1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透露了一項重要決定：抓緊制定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方案；支持尚未盈利的互聯網、高新企業在“新三板”掛牌一年后在創業板上市。同時傳出的信息還有，“做市商系統”初步于定于8月25日正式上線。 （注：“新三(san)板”是全國中(zhong)小(xiao)企(qi)業股份轉讓系統的俗稱）
證券監管的目的是確保披露合規、交易合法，而不是替市場做判斷，更不應把上市融資做為恩惠或“政治待遇”。特別是在互聯網、高新技術領域，行政審批、盈利門檻把絕大多數優企業擋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大門之外。從早期的三大門戶，到中期的盛大、百度，到近期的京東、阿里。
監管機構不應替市場做判斷
自古以來“君不正，臣不忠，另投他國；父不慈，子不孝，遠走他鄉。”中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變幻莫測的口味和極大的政策不確定性，還有對新興行業堅持做盈利要求，形成一種“逆向選擇”機制：越是優秀的企業越要到海外上市。
近日有文章探討：《為什么本土VC不投“臉萌”》，結論是本土創投風險承受能力弱、水平低。本土創投錯過的豈止臉萌，BAT的毫毛也沒抓住一根。但是這現象背后卻另有原因：今天沒有足夠明確的盈利預期，明天就無法在A股上市，以A股上市為主要退出方式的本土創投怎么會投？
消取對高科技企業盈利的硬性要求，將給國內資本市場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本土創投終于可以與洋創投可以站在一條起步線上競爭優質企業了：“您的企業三年后不一定能盈利？除了納斯達克，深圳創業板也行！”
但不要求盈利也是有副作有的。正如那么多人憎惡高考，卻沒有人否認它是“相對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沒有高考，拼爹嗎？”。同樣，沒有了盈利這個“硬指標”，企業是不是更要“拼爹”？莊家會不會更肆無忌憚地炒做概念，坑害股民？
此時，引入做市商制度是必須的。
做市商制度的優越性
做市商（Market Maker）是具備實力和信譽的證券機構，由它們向公眾投資者報出目標證券的買賣價格（即雙向報價），并在該價位上接受公眾投資者的買賣要求，通過買賣報價的適當差額來補償所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并實現一定的利潤。
許多國人把做市商混同于莊家，認為做市商制度就是莊家“合法化”。其實，做市商與A股里的莊家完全不同。
莊家“吃進”某只股票時，希望成本越低越好，利用或干脆編造“利空”是家常便飯；“出貨”時則希望股價越高越好，從來沒有不利用、編造“利多”的。
做市商有兩點不同。首先，莊家在暗處，做市商的操作是公開的。每只股票必有做市商，誰在做市是公開的。獲準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有3家機上合資格機構為企業做市；其次，做市商要對股價負責。如果合理股價為10元，做市商可以報出9.8元買進，10.2元賣出。
莊家可以將股價炒到20元，然后出貨逃走。做市商如果報出虛高的20元做為賣出價，必需同時報一個買入價，比如19.5元。搞不好貨沒出去，卻成“冤大頭”吃進一堆高價貨。反之，故意報5.8元，試圖低價買進，還得報出6.2元的賣出價。結果貨沒吃進，卻投資“淘空”。所以，做市商要對估值負責，而莊家操縱著大眾的貪婪和恐懼。沒有做市商的中國資本市場，沒有人對估值負責！
做市商制度對高科技、高成長公司的股票交易更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對這類公司單憑財務報表根本無法判斷其價值。納斯達克不僅有市盈率幾百倍的公司，還有照樣賣著高價的虧損企業，6000多家做市商公開、有序、競爭性的報價，保障了交易的規范和效率。
制度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但讓科技成果層出不窮并迅速得到應用的制度才是第一生產力。
制度的神奇之處在于不論參與者的動機、素質如何，好的制度總能獲得制度設計者希望的效果。比如，想使蛋糕得到公平地分配，不必進行思想教育，只需規定“切蛋糕的人最后拿”。如果是一群“小人”，每人盡可能拿大塊兒，最后剩下的肯定是最小的。切蛋糕的小人就會盡量使每塊蛋糕都一樣大；如果換做一群“君子”，每個人都拿小塊兒，最后剩下的肯定最大。切蛋糕的君子就會盡量使每塊蛋糕都一樣大。于是，不論君子還是小人，好的制度足以保障蛋糕分配的公平。
做市商是一項“久經考驗”的好制度，呼吁了二十年終于在新三版落地。估計試水成功后將引入上創業版。此舉是中國資本市場二十年來最重大的制度突破。優秀的互聯網、高新技術企來得以在A股上市融資，于國家、于企業、于股民都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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