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天才”的終結
（原文來自 ，創投分享會編譯）
創新能力來自哪里？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孤獨的天才。在人類的文化長河中，獨來獨往的創造者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常見的說法（比如牛頓，還有失去喬布斯之后的蘋果），我們很容易就忘記從一開始這只是種說法而已。
但是“孤獨天才”這個謎團似的說法已經不再適用了。幸運的是，一個更接近事實的模式正在浮現：創新網絡，比如眾包式的維基百科或者是“The Daily Show”里面的寫作室，或者是——創新的真正核心——創新者之間緊密的交流，比如約翰?列儂（John Lennon）和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搭檔，還有數不清的其他案例，都是我們尚未能夠完全弄清楚的。
從歷史來看，挖掘個體內部的天才特質是最近的做法。在十六世紀之前，沒人會說誰“是天才”（being geniuses），而會說“有天才”（having geniuses）。哈佛學者 Marjorie Garber 這樣解釋“天才”一詞：“一種在每個人出生時被賦予的守護神或是精神力量”。在某一個體內部形成的任何價值都取決于來自個體之外的強大的、不可見的力量。
在文藝復興時期，那些我們今天認為幾乎是天賦的創造者們，當時更多地被看作是熟練的模仿者，用類似的素材生產令人折服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亞，其劇本并不是想象出的新點子，而是借由過往作品的劇情、角色和語言，通過重寫、改動和摘抄而來。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教授馬克?羅斯（Mark Rose）指出，《羅密歐和朱麗葉》實際上是將阿瑟?布魯克（Arthur Brooke）一部長詩按一幕一幕的格式寫成劇本而已。
當然，劇場藝術從本質上就是博取眾家之長。但是伊麗莎白時期和現代電影行業很像，普遍來說劇作家不像一個編劇，而更像一臺機器。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斯教授（James Shapiro）基于歷史遺留數據的研究顯示，三、四個甚至五個劇作家會共享一部劇的制作費用。諷刺的是，莎士比亞正是通過協作式（或者說網絡式）的創意生產了優秀作品贏得贊譽，但他本人卻成了獨立型創作者的標志性人物。
大的改變始于啟蒙思想家們的時代，他們尋求為個體在這個世界上賦予一個有尊嚴的核心地位。啟蒙思想家們將人類的思考行為置于所有事情的中心地位，建立了一個孤立的個體自我。
與此同時，隨著封建制度和農耕生產被資本主義和工業化所取代，藝術家們變得需要更加有娛樂性；他們更原創，這樣才能靠作品賺錢。1710 年，英國人生效了該國的第一部知識產權法，讓作者成為了他們作品的合法擁有者，將知識產權證券化，創意作者成為了發起人（originators）。
正是這個時候，我們開始看到“天才”一詞在現代語境的用法。1711 年約瑟夫?愛迪生（Joseph Addison）在發表的一篇短文中，稱莎士比亞是一個“那些偉大的天才當中”一個“不可思議的例子”——這些天才們從過往的約束中掙脫，點亮了內心的創造之光。
但是直到浪漫時代（Romantic era），“對于天才的真正崇拜才開始興起”，Garber 女士這樣寫到——莎士比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實在是個太方便的例子；個人經歷的紀錄太少，有關他的歷史很容易就能夠編造出來。
自相矛盾的是，將莎士比亞描繪成天才的最具說服力的一點，卻顯然又對其本身產生了挑戰。一個受過鄉下教育的手套商，他的兒子如何能寫出有關國王、王后還有距離如此遙遠的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肯定另有他人，持不同意見的人是這樣認為的，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是他們最喜歡提起的這個人。有關這一點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種潛在的假設，那就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全部是在劇場生意環境之外完成的。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學者 James Marino 認為，莎士比亞的懷疑者們，“認同孤獨的天才這種觀點，而且又更進了一步。”
如今，浪漫時代的天才隨處可見。試想一下某些典型的宿舍海報——抽雪茄的弗洛伊德，在講臺高談闊論的馬丁?路德?金，瞪大眼睛瞧著鏡頭的畢加索，吐舌頭的愛因斯坦。這些海報通常都有著同一個尖銳的佩詞——“想象力要比知識更加重要”——但是真正要表達的內容卻藏在海報上單一的主體當中。
實際上，在這些偉人思想的世界里，他們都不是孤獨的。弗洛伊德在與弗萊斯醫生（Wilhelm Fliess）的激烈交鋒中發展出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稱后者為“夢的解析”的“教父”；金與阿伯納西（Ralph Abernathy）一同領導了民權運動（“我最親愛的朋友和牢友，”金曾經這樣說。）畢加索與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有過公開的合作——他們一同發起了立體主義——后者是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的競爭對手，影響力之大幾乎可以稱之為競爭式合作。即便是愛因斯坦，也是在與工程師米歇爾?北索（Michele Besso）的對話中發明了相對論。
而現在則有各種不同的因素在起坐用，不僅僅是互聯網的興起，還有其將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機制以及這種效果的意義。社會學家邁克爾?法雷爾（Michael Farrell）研究了從法國印象主義到美國女權運動的種種歷史活動，他發現群體會產生社區、目標和受眾的概念，但是真正重要的工作都來自個體對話之間，正如本文開始提到的保羅?麥卡特尼和約翰?列農一樣。
這是因為人類在與單一個體對話時，要比面對任何群體時都要更開放、更具思想深度。兩個人的組合也更具流動性和適應性。他們可以形成自己的社會，即便是加入另一個人，角色和權力格局可能會變化，對穩定性固然有益，但是對創造力來說卻是個問題。三條腿適合支撐，兩條腿才適合走路。
創新過程的核心正是兩個實體、兩種文化或傳統、兩個人甚至是一個人與內心聲音之間的互動。思考本身就是我們與其他人對話的一種復制。當我們聽到創新者描述他們孤單一人時想出的創新時，他們指到的是在自己的思想中進行的一次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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