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昕竹為高通說話被解聘，專家可以替跨國企業說話嗎？
8月12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被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宣布解聘，不再擔任該咨詢組成員，原因是“違反工作紀律”。
張昕竹受訪時稱，被解聘是因為幫外企說話了，“就好比我給死刑犯做了辯護，任何一個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吧。”張昕竹稱，反壟斷執法已經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走入了死胡同。張昕竹說，今年6月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長張穹就曾要求其寫檢查。“當時他說，我不應該幫外企說話，不應該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上，但我拒絕了。”按照張昕竹的說法，其被解聘的原因就是當了高通的專家，為高通反壟斷辯護。年8月初，國家發改委表示已確定了高通的壟斷事實。張昕竹稱，正是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向國務院寫信提出的解聘要求。
專家為跨國公司說話，不是新聞，因為替跨國公司說話而被解聘是第一次聽說。張昕竹事件需要澄清的問題有兩個：首先，專家組成員天然地有權發表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否則要專家組何用？領導自己拍腦袋就是了；其次，確定張昕竹是否成為跨國公司利益的代言人。關于這一點，不能僅憑本人發表的意見來推定。假如認為替蘋果說話的專家立場有問題，焉知主張嚴懲蘋果的專家不是三星公司利益的代表？
張昕竹被解聘，正好趕上中國對外資企業反壟斷的大潮，包括微軟、奔馳和豐田在內的多家在華外資企業都遭遇了反壟斷調查。如果不把上述兩個問題弄清楚，“反壟斷運動”必然會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
社會各界，乃至世界各國的利益相關者都有權力向立法、執法部門為自己的利益進行申辯。正如張昕竹所說，死刑犯也有這種權力。高通、蘋果、微軟、奧迪們為什么不可以有？關鍵是要公開、透明，不能假公濟私。
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被“政府公關”。在華盛頓，代表各行業、各階層、各大公司以及各國政府利益，通過不同的方式向美國政府游說建言的“說客”蔚為壯觀。這些說客對國家公共事務、實體經濟、民族和宗教事務以及國際關系的影響不容小覷，他們的活動可以左右美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引導立法活動，影響聯邦和地方政府對行業和項目的撥款。在美國，政治和商業游說活動（Lobby）已經構成了華盛頓特區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的首都，游說群體只會比美國更壯觀。
美國頂級說客面向的是聯邦政府和國會，大體分為四類：1)代表大型企業甚至是外國政府進行政治商業游說的公關公司或律師事務所；2)各類行會或協會，最著名的有美國步槍協會(NRA)、Pulp paper 及Oil &Gas。它們代表本行業游說政府相關部門，他們通過前期大量的調查和分析獲取本行業的重要數據，并提出有利于行業發展的建議，獲得政府對于本行業的政策支持。這些協會的收入來源于加入行業協會的會員企業；3)各類宗教類團體，最具影響力、也最有名的機構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它每年有5000萬美元的預算。猶太財團的超強實力為游說國會議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游說的結果是更多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出臺；4)各跨國企業內的公關部門。
總之，專家是可以替跨國公司說話的，就象辯護律師可以替死刑犯說話。但是拿600萬美元也好、600萬人民幣也罷，替跨國公司說話時應光明正大地表明身份，比如說：我是孟山都花錢雇傭的說客！有關部門應當全面認真地聽取說客的意見，然后秉公而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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